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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历史上，科举制度实施了千余年，但长期以来，它却被当作一种“封建糟粕”遭到猛烈批判。许多人认为，科举禁锢了思想、压抑了创新，导致士人价值观的扭曲，滋生了内部的裙带关系，从而引发了官场腐败和对寒门子弟的严重不公。只要一提到科举、八股文这些衍生物，批评声便蜂拥而至，甚至形成了一种流行的“批判潮”，让人们不加分辨地盲目否定这一制度。
然而，百余年前，孙中山先生却提出过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，或许不讨某些人的欢心——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制度，都多少受了英国影响。而英国的考试制度，实际上是向中国学习来的。这里所说的考试制度，正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。
早在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，中国科举制度正式废止。但即便到了今天，科举的“阴影”依然笼罩着中国乃至全球许多地方。即使被许多人视为“糟粕中的糟粕”的八股文，其影响也未曾彻底消散，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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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语有云：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，说得实在贴切。如果有人狂妄自称“老子武功天下第一”，说不定下一秒就会跳出个真刀真枪的高手，把他揍得认不出亲妈来。于是，小说里那些自封的武林盟主，多数结局都不太光彩。
但如果是李白站出来说“没人比我更懂诗”，估计杜甫也会忍不住嘀咕：“其实我也略懂一二”；白居易被时人尊为“诗王”，但他绝不会去问元稹、刘禹锡是否甘心服气；苏轼被门下弟子黄庭坚誉为“落笔如风雨，真神仙中人”，若是这话被他的师祖欧阳修听到，恐怕也要给他“修理”一番。
这便是“文人相轻”的真实写照。文学这东西，本质上没有绝对的高下，也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令所有人心服口服的“第一”。
这在平日无伤大雅，但一旦到了科举考试时，却麻烦大了。北宋嘉佑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主张朴实文风的欧阳修，以翰林学士身份担任礼部贡试主考官，他一挥手，把所有使用他最不喜欢、却最流行的“太学体”文章的考生全部黜落。这一举动犹如捅破马蜂窝，考试结果一公布，那些因文体被刷掉的考生们纷纷抗议，甚至闹上街头，险些将欧阳修本人“请”去“喝茶”。幸亏宋仁宗赵祯力挺欧阳修，加之其文坛地位崇高，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。
两年后，欧阳修担任殿试主考官时，对一名叫刘辉的考生作品大加赞赏，推荐其为状元。巧的是，这位刘辉正是当年被欧阳修亲手黜落的太学派领袖刘几的化名。仅仅换了文体和名字，命运竟在同一考官手中发生了天壤之别。
这事后来成为文坛佳话，却也尴尬地揭示了一个现实：如果科举缺乏统一公正的评判标准，考官只凭个人喜恶裁决，便会严重失公，背离了科举“为国选材”的初衷。
比起明朝洪武三十年（公元1397年）的“南北榜案”，北宋嘉佑科考案简直算不上什么风波。洪武年间，朱元璋任命已85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会试主考官，结果录取的51名考生全来自南方。鉴于刘三吾本人是湖南茶陵人，北方考生个个愤怒不已，联名上书控诉他偏袒南方，搞地域歧视。
此事惊动了朱元璋，他组织了由侍读张信等12位顶尖学者组成的调查团，彻查此案。最终结论是：刘三吾录取的51人均有真才实学，而北方考生水平确实较低，能挑出几个稍合格的都很难。
这并不令人意外。自建炎南渡以来近三百年，北方一直被女真、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，文化逐渐荒芜，形成了“文化荒漠”；而南方经济文化日益发达，远远超越北方，差距不断拉大，所以北方考生的惨淡表现实属正常。
但朱元璋身为大明皇帝，并非单纯南方人的君主，因此对他而言，科举公平重要，但维护北方士子的忠诚政治价值更为关键。于是他大手一挥，将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列为蓝玉、胡惟庸余党，遭贬边疆，调查团首席张信坚持公平原则也被凌迟处死。与此同时，朱元璋钦定61名北方士子入榜，比南方还多10人，称为“北榜”。
此后，明朝科举实行南北分卷分别录取，类似现代高考的“分省出题”。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教育，促进了落后地区发展，利于国家统一。但弊端也显著，比如明中期朝中诸党派争斗，科举分榜制度就是温床之一。
科举本意是为皇帝选拔人才，理论上为君主服务。但儒家士大夫却喜欢撬皇帝家的墙角，于是他们创造了“座师”这一怪现象。
所谓“座师”，是指考中进士的读书人，其启蒙老师或官方导师并非真正的精神导师，而真正被认可、愿意共荣辱的“亲老师”是礼部会试的主考官。
“天地君亲师”中，主考官一旦上任，凭借批阅考卷的权力，便拥有一批终生效忠的官场新秀。违逆者即被唾弃。如此高回报的“投资”，谁不趋之若鹜？
因此从两宋到明清，历届科举主考官争抢激烈。没有一定的权势、名望和文名，连参与资格都没有。
一旦得主考之位，“门生故吏遍天下”不再是梦想。即使自己将来退位，也能保障家族基业不衰。这种好事，怎容旁人破坏？
主考官若作假被抓，砍头流放活该。但像刘三吾那样明明公平执考，却被朱元璋甩锅致家破人亡，谁能忍？
士大夫们惊慌失措，拼命寻找补救之道，务求设计出一套谁也挑不出毛病的取士方式。于是，八股取士制度应运而生。
八股文的雏形，早在北宋已见端倪。王安石变法时，针对科举改革，废除诗赋，改考经义，限制考试范围。南宋时对文章格式进一步规范，要求有固定结构如“破题、接题、小讲、结语”等。元朝则将考题限定在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四书范畴，八股取士的趋势已渐成。
到了明朝成化年间，经多位大臣倡议，八股文格式逐渐严格固定，违者难以通过考试。
为何八股文能解决“文无第一”的难题，使科举取士公平公正、无懈可击？举明朝名臣王鏊1475年礼部会试《百姓足，君孰以不足》范文为例：
全文分八段，337字，依次是破题、承题、起讲，四段对仗文章（称“四比”和“两股”即“八股”），最后大结。格式严谨，语言优美，既表现对经典的深刻理解，又条理分明。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大结用散文写法，须观点明确、言辞精炼、辞藻华丽，凸显考生对经义熟稔且文采飞扬。中间四段必须严格对仗，层层阐释中心思想。任何格式或内容上的失误，考生都难逃淘汰。
科举通常设三场会试，涵盖四书、五经、公文写作、论策等，考生需撰写多达19篇文章。明清时每次会试考生常达数千人，阅卷官需在15天内批阅约七万六千篇文章，工作量极其庞大且要求严格。阅卷官不仅要严格判定考生文章优劣，还需详尽标注错处，防止考生申诉。漏标错标均有严重处分。
因此，考官只能凭第一场考试中的第一道四书题成绩决定名次，其他题目表现只要不过分出错，通常不会影响最终排名。
《四书》作为儒家核心经典，其权威无人质疑。考题限定在四书，且只允许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注释依据，文体限定八股文，令考题更接近客观题。
这使得原本开放的写作考试变成机械性客观选择，批阅变得简单。格式错、破题失误、对偶不佳、文笔枯燥均可迅速淘汰大量考生，保证选拔严格规范。
八股文统治明清科举，录取人数一般为300～400人，数量稳定。
为何不以文章内容高度淘汰？因为只会死读书、死背书的书呆子们，缺乏独立见解。科举考试成了机械的应试游戏。
自此，“一门数进士”、“父子皆状元”等现象频繁出现。唐末消失的世家豪门借科举复苏，如海宁陈氏、“海内第一望族”，有“一门三阁老，六部五尚书”之称；常州庄氏明清进士35人，举人79人，出仕200余人，堪比魏晋顶级士族。
科举本意是限制士族门阀垄断，结果却成了世家豪门的摇篮，八股文功不可没。因为八股文使作文成为固定套路，形成了应试“秘籍”。
明末思想家李贽26岁考中举人，因觉得科举无聊，考进士时不费吹灰之力就弃考。他凭背诵数百篇范文拼凑文章，轻松通过。他总结出写八股文的公式，靠背诵范文和套用模板，考生无需熟读经典，也能稳拿高分。
这使得八股文从顶尖脑力劳动，沦为机械体力活。
李贽终其一生致力于教育，甚至成了大明“辅导天王”，为落后地区培养大量进士举人，吸引四方考生求学。
李贽虽天才，但不是唯一。许多家族低调利用八股“秘籍”持续称雄，大家闭口不谈，维护“皇帝的新衣”。
李贽公开斥责八股文无知狂妄，反孔毁经典，最终因言获罪入狱自尽。
八股文弊端众多，无需赘述。但科举走向八股文一统，确有其历史必然性。
唐朝进士科试题包括时务策、经文、杂文和诗赋；北宋王安石变法废诗赋改考经义，遭反对后又复试诗赋；明清则实质只考经义，即八股文。
这虽限制创新，却是合理选择。毕竟让一群没实务经验的书呆子讨论国家大事，注定徒劳。偶尔出个诸葛亮算幸运，多数不过赵括。考诗赋更无助治国。
因此在儒家主导时代，考经义、写八股文是最合理的选官方式。
八股文源于科举，科举为选官。八股文虽限制思想创新，但官员从古至今不需无拘无束的幻想。
任何时代，管理者都需依赖众多官吏协助。官员必须有思想，但不能胡思乱想，须在管理者认可的范畴内活动。
所以八股文是选官最佳文体。它保证所选官员不会整天反叛胡闹，不会与社会格格不入，也避免出现让考官头疼的奇文怪论。格式固定、范围明确的八股文易于制定统一标准，优劣一目了然，领导、考官、考生甚至培训机构都乐见其成，岂会轻易消失？
这也是现代公务员考试为何仍考申论的原因。八股文这种强调格式、审阅快捷的文体优点明显，生命力顽强。
因此，八股文在可预见的未来兰州配资平台，绝不会消亡，甚至可能永存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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